黄河文化------交爱国粮往事回忆

多年来，农民都很羡慕那些吃皇粮、享国薪的人，才有资格在表格填写“X年X月参加革命”的字样。似乎只有“吃皇粮”“享国薪”才是参加革命。但这个殊荣桂冠，农民是没有份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家世代都生活在渭北高塬的黄土地上，我的大半生也是在农村渡过，我也应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自信我对农民还是了解的、同情的。农民何尝不想获得这个殊荣，但农民人太多了，除极个别跃过龙门者外，大部分人还是要耕耘在广阔的天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刨土谋食。“吃皇粮”只是望洋兴叹罢了。但农民们却总对这个殊荣充满着期待，充满着神往和羡慕。然而终究是可望不可及。而且很多人仍处于迷茫和不解之中：似乎当农民就不是参加革命，种地就不是为革命贡献。于是很多农民都向往着脱产，向往吃着皇粮。我也是为之挣扎争取了多年而不可得者之一。但我却深刻地体验到，农民也是在为革命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说他们不是参加革命，真太委屈农民弟兄了。

     于是乎！我在深思这个问题，当农民真不是参加革命吗？对党对国家真没有贡献吗？现实生活，大量事实否定了这个问题。我们的国家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我们事业是靠工、农、商、学、兵各业并举的事业。农民的位置仅次于工人，摆在了第二位。其实，我以为其贡献足可摆至第一位。

     就我个人的体验，无论艰苦努力和实际的贡献，农民都毫不逊色于那些拿工资的。农民人口占我国绝大多数，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农民的齐心努力那显然不行。就改革开放这多年，没有广大的农民工的付出，我国的城市发展、经济建设，绝对不会取如此惊人的成就。这些都是些人尽皆知的，有目共睹的，我想仅从农民年复一年，积极交爱国粮这一件最普通的事情，就深深感到广大农民对革命的拥护，对党的热爱，对国家的奉献。其中没有多少高谈阔论和豪言壮语，只有具体的行动。自建国以来，几代人近半个世纪的无私奉献，维持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和社会稳定，积累了中国建设的大量财富，支持了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表达了他们满腔的爱国热情，这难道不是参加革命工作的具体行动吗？

     事实上，农民以自己的劳动果实——粮食奉献革命，并非始于建国之后。而远在建国之前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在史料上都有广泛的记载。靠农民的支持，实施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取得人民政权的伟大战略已明白写入史册，而我的体验则是从解放战争开始。严格地讲，是从白水的拉锯战时期。陈毅同志曾讲淮海战役，是靠百万民工用手推车推出来的胜利。这一点不假，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就没有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拉锯战是解放战争发生在白水地区一个特殊时期。八路军与国民党在白水搞争夺战，你来我往，早上你退，下午我进，不断更替，近达一年。农民成天生活在枪林弹雨，一夕数惊之中。即便如此，仍然冒着风险，为人民军队送粮送面，甚至送馍送饭，送鞋送袜子。我家的大房下，就曾放过军队的面囤、麦囤，眼看着农民交粮的热烈场面。其中还有一件感人的往事，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有一次，八路军撤退很急，有两头猪拉不走，就让我父亲代喂，而且叮咛我家随时有权处置。我父母忠于革命军队，冒着风险用自己的粮食喂养多日，直到有一天，这支部队又打回来了，父亲将猪交还，不要任何报酬，还受到了部队首长的称赞。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不料到了“文革”，造反派信口雌黄，诬蔑说：我们把八路军的猪送给了国民党军队，借此专政了父亲，还敲榨了一大笔赔偿款。尽管如此，作为倾向革命的纯朴农民，父母并不后悔当年的作为。

建国之后，农民交公粮的积极性更高，朴素的感情，简朴的道理，“就是交拥护革命的爱国粮。”于是每年麦收之后，家家拣成色最好的麦子，晒干、扬净、拣去杂质，足额上交国库。须知，多年来麦子政策价格每斤只仅壹角壹分八，而且用了几十年，价低到几乎是无偿奉献。

     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发生在一九五三年的统购统销运动，农民所做的奉献更可感天动地。这是建国之初为解决财力缺乏，为积累建设资金而要求农民作出的最大牺牲，也是建国后粮食实行严格统一管理的开始。

     统购统销发生在建国之初，而紧相邻的建国之前，农民不仅经受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长期折磨摧残，而且经受到自光绪三年灾荒后，又逢民国十八年的连年干旱，几料无收所造成的大年馑、大饥荒，致多人被饿死，饿殍遍地，多人逃荒，多村人稀，人吃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多年以后，老人们每谈起那段岁月，仍谈虎色变，仍心有余悸，仍以此教育孩子们要勤于劳动，要珍惜粮食。

     一直到建国时，很多村子人口仍然稀少，空宅基很多。世代受尽饥寒交迫的农民对粮食像生命一样珍惜。尽管生产粮食，却仍然舍不得吃，不敢浪费。特别珍惜的是麦子。一年四季，想方设法吃杂粮。主要吃糜、谷，千方百计，节省麦子。因为麦子比杂粮值钱，一斗麦能换几斗杂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国家法币几乎失去市场流通的信誉。麦子便自然担负起以实物代货币的功能。民间交易几乎也都拿麦子说事。买地买房，给孩子订亲，都是讲麦子多少，这种交易风行多年。在这些背景下，农民对麦子的珍惜和积累就很自然的成了习惯，也成了农民治家的基本规矩。

     农民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生产小麦，节约小麦，储藏小麦。小麦的存储已成为忠厚农民治家必行之道；小麦储存的多少也成了一个农民光景过得实在不实在的标准。经过战乱年代的农民，为储藏小麦想尽了千方百计，以防被夺被抢、被损坏。小麦储存几乎与家庭命运相关，既不轻易出售，亦不轻易借人。新中国的统购统销运动，就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开展的。针对的就是农民视之如命的多年的小麦存储，这对刚获得解放，刚从饥饿线上挣扎起的农民，无论从观念上，从思想上的接受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五三年，作为小青年，我正在农村劳动，目睹了半年间统购统销运动的的整个过程。工作队的工作极其艰巨和有力度的，他们昼夜不息摸底调查，不停地开大会开小会，进行谈心，软缠硬磨，进行动员。会场的汽灯，昼夜不息，宣传的主旨是让农民把存的粮食交给国家。这就是爱国的表现，就是优秀的农民。作为农民，道理听懂了，行动仍舍不得。于是反反复复，折腾了整整一个冬季。终于，农民的革命爱国热情战胜了储粮养家观念。于是一家又一家，一户又一户，一点一滴地，慢慢地都把粮食卖给了国家。我家在旧社会经历十分艰辛，曾遭土匪抢劫，一夜四人丧命。余者无隔宿之粟，靠租种人田养家。所以父辈对粮食，特别对麦子抓的很紧，也十分重视对麦子的积存。饱经饥寒的父母，几乎是含泪，把多年存储的近两万斤小麦全部奉献了出去。以致几年后大跃进时，家已无粮可余，吃饭难继，紧接着是三年困难，使一家处于饥饿之中。

    从这次统购统销，我真切地看到了农民顾全大局，舍家为国，交爱国粮的高尚大义和以公心战胜私情的风范，不低于那些能填写“参加革命工作”，吃上皇粮的国家干部。

     不过，统购统销不久几年，就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家家已没了储粮以抗灾荒的底气。虽受尽了苦难，但仍不悔当年交爱国粮的行动。我对农民的爱国精神，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感到由衷的敬服和慨叹。谁又能说这不是参加革命，谁又能说这不是国家做出了贡献。

     合作化之后，农民交爱国粮从一家一户转到集体，有了组织，更有了保证。每年夏收之后，先将上好的新麦、抢净、晒干、打包入库。即便农活再忙，这件事都不能拖后。而且生产队之间大有你争我抢之势。粮食系统的干部这多天也十分负责，讲究领导下基层，抓进度，保质量。粮站的工作人员，更是选高手、老把式把关验粮，昼夜不息。这几天还特意为交粮的群众的摆放免费的茶水，还允许卖醪糟、卖油糕、卖凉粉的小摊贩，到粮站摆摊经营，以满足交粮的农民用。交粮的人这几天成了最光荣的代表，即在三年困难期间，常年吃不饱的农民，对交爱国粮都显示出宽容的和拥护，即使有再大的委屈，也都压在心头，顾全了大局。

     有一则故事，永远留在我和我们全村人的心中，至今忆起，都感到隐痛。

     我们村是一个近城的沟边小村。要说公平，我村在交爱国粮的分担上真吃了大亏。但我村自建国后几代农民的身上，对这个吃亏，表现出很大的宽容、忍耐和担当。这使我从中悟到新中国农民的伟大和可爱。

     多年来，我们村有一个良好的村风和传统，祖祖辈辈都爱土地、爱劳动、爱庄稼、爱过日子，不网闲事。一年四季无闲人，没有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村里没有赌博抽大烟的败家子，更没有参加邪门歪道的人。成天想的是如何耕好地、多施肥、多打粮，过好日子。多年间连城里机关的厕所垃圾几乎全被我村拉去施肥上地，甚至连南桥店铺的人畜粪都拉到我村的地里。平时城里人家拆房换墙盘炕基本都是我们村包揽的，为的用拆除的垃圾作肥料。全村土地的黑油油的一厚层。这个习惯，从旧社会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以至合作化，仍是如此。

正因如此，我村庄稼年年长得旺，打得粮多，家家丰衣足食。是建国前全县有名气的村。但这个村风在建国后特别是阶级斗争时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自建国时起，我村就被列为富裕村，地富农订的不少，上中农占很大比例，大多数人变成了专政对象。全村依靠对象少，以至多年间都没发展一个共产党员。所以几十年内大行政村的干部很少有我村人担任，更不要说一二把手。主要干部都是相邻自然村的贫下中农。这个局面演变到查田定产时，我们再次吃了大亏。那时我们每亩定产在三四百斤，而连畔的叉花地不到一百斤。后来的征购任务，即按这个定基数，直延用到国家取消农业税，粮食市场的开放之后。这个查田定产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再也卸不下来，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记得大跃进时刮起了共产风。我村的粮草被无偿调拨给经济落后的村子，社员们很有怨气，但只能忍受。我曾任过生产队的会计，我村土地大概占全大队四分之一多些，而我村每年公购任务比三村之合还多。这是很不平衡，不公正的事。但数十年间，我村的老老少少还是能容能忍。每年麦收，大家仍希望优先安排交爱国粮的事，仍选择成色最好的麦子，晒干，扬净、捡净杂质，然后打包，装车，插上送爱国粮的小红旗，轰轰烈烈送往粮入库。

     忠厚老实的长辈们，都很热心交爱国粮。我的父母就特别重视，“种地纳粮，天经地义”，经常建议要选好粮，要晒干、抢净。那时我年轻，力尚不全。但队里劳力很少，于是队长硬动员几个小青年去扛麻袋，交爱国粮。放在平时，父母是决不答应的。但在交爱国粮时，则破例鼓励我去，并叮咛小心谨慎。扛麻袋，真是一个力气兼技术活。一麻袋，200斤，须四个人，一人抓一个角喊着号，抬起来往扛者肩上放。扛的人，需挺直腰杆，扛上麻袋，踩踏着窄窄一绺木板，上粮垛或上麦堆，一步一步，小心艰难。如果是垛，要放到很高的垛上，码齐放好；如果是麦堆，则要上到最高处，然后双手抓住麻袋底角，猛地往后一摔。麦倒下去，麻袋空了，提在手里，这就讲把式。倒不净，或倒不出，那很麻烦，很费力。最麻烦的是上堆的踏板上常落些些麦粒，爱打滑，闹不好会滑倒，擦伤膝盖，扭歪脚。尽管如此，因为是交爱国粮，大家心情还是愉快的，情绪还是很高涨的。生产队记的工分多，家里也留的饭菜香，像对待打胜仗归来的英雄一样。

     交爱国粮是一件谁也不能说不好的事，即在文革之中，极左的造反派也不敢胡说乱批，作为失势的富裕村，我们曾利用这样的好事，在逆境中扬眉吐气过一次。那是在文革最激烈的日子——一九六八年夏。我们这个富裕村已被称“小台湾”，这可不是什么好事，须知那时的台湾可是最反动，最黑暗的代名词。是“阶级敌人”很嚣张的地方。以致村内贫下中农已不够对“阶级敌人”专政用。造反派少，他们曾有计划将村内大部分“阶级敌人”移到边远穷村。再由那里移些贫下中造反派来加强专政力量。全村人对此听天由命，社员敛声敛气，个个夹着尾巴做人。但我们却借交爱国粮大出了一次风头。那时派性斗争很激烈，我们村自然处于下风，干什么事都受限制，受到批判，似乎没有一个出头表现的机会。但就在这时，我们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交爱国粮游行活动。我们交的粮多，套了几辆胶轮大车，还有几辆牛拉架子车，把本可分几次交的粮食一次拉进城。前边是“喜交爱国粮”的大红横幅，后边是热闹喧天的送粮锣鼓队。再后边是长长的送粮队伍，浩浩荡荡，轰轰烈烈，在街上游了个畅快。这件事使当权者和造反派都无可挑剔，还似乎为他们掌了脸，连反对的造反派都只好随着叫好，列队欢迎。因为这对夏粮入仓带了好头，县革委领导还充满激情发表讲话，公开表彰。这是全村多年没有过的荣誉。使这个富裕村——“小台湾”，也借交爱国粮风光了一次。好些当年参加这次交爱国粮大游行的人，至今谈起，仍十分激动。从这件事，我更感到农民的纯朴和忠厚。不管运动如何？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如何不公，但交爱国粮的热情从未动摇。他们的高尚行为应不亚于有资格签写“参加革命工作”的吃皇粮者。

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农民，为交爱国粮也真出过不少力。而且每次大汗淋漓之后，都有一份自豪感。至今留在记忆之中，仍有很多甜蜜的往事。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尚未到达而立之年。有一次队上交粮，第一天晒干，抢净装成四十麻袋，用胶轮大车送到粮站。不料夜间泛潮，验的人又很严，用老牙槽一咬，认为麦不干，还要晾晒。队上的车辆和其他劳力都忙着回去抢收抢种，便留下我和一个年未弱冠的小青年，负责晾晒和交粮。对此，尽管任务艰巨，我们仍欣然接受。于是，我和这个小青年费了很大的劲将四十多麻袋小麦晾在粮站的水泥院子里。而且不顾劳累，来回楼翻。尽管大汗淋漓，也顾不上擦，渴极了，也顾不上喝口水，只求早干早交早入库。不料中午刚过，北方突起一块乌云，有经验的人都惊呼：“天要下雨了，赶紧收麦吧”。于是呼，我和这个小青年，又抓紧收麦，装麻袋。装完了，起风了，情况更紧急了。我们两人无论如何都搬不完。正着忙时，恰好粮站有人给一个小轱辘推车，一次正好推一袋。于是我们便抓紧推，赶推到最后一袋，手掌大的雨点已经洒落。一刹时，狂风猛起，大雨倾盆，满地横流。好几家没有收完的麦子，都被大水滩到马路边的泥泞之中。好多人急的跺脚，有几位妇女失声痛哭。幸好我们村没受损失，粮站工作人员也格外开恩，给予免检，顺利过磅，顺利入仓。直忙到晚上十点多，我俩才拖着疲惫的步子，有饥有渴地回到家中，因为爱国粮没有淋雨，队长十分感激，从大灶给每人奖了四个杠子馍和一罐红豆水。向来很少表扬孩子的老父亲，破例地表扬了我。妻子也格外高兴，为我打水、端饭。那个小青年今已年逾古稀，每想起这次交粮，都像战士回忆战斗往事，有一股幸福感和自豪感。

     从我记得农民交爱国粮，至今已过了七十余春秋。亲身参加交粮的往事已历半个世纪，仅我们村已交过几百万斤。农民通过交爱国粮，表达了他们参加革命的具体行动，体现了他们热爱国家的具体奉献。虽然他们在个人简历中仍签不上“参加革命工作”的内容，但他们的行为已经和签上这个内容的人们一路同行，或者有的贡献还远大于他们。想起了这些往事，我更感到我国农民的伟大品格，伟大奉献，伟大胸怀。好在近多年，国家不仅免去了农村的公购任务，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且还为农民实行了医保，实行了养老补助；有的人还吃上低保，有的还住上了养老院。尽管其待遇还远跟不上已签入“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但这已几乎是几千年农耕者的巨大变化，巨大获得。从性质上讲已承认了农民“参加了革命工作”，为国家做出了伟大伟大贡献。现在的农民待遇已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民几千年间的落后和贫困。自然这种待遇和改变，远远赶不上“吃皇粮、享国薪”者，所以很多农民仍盼望有赶上的一天，习近平总书记“乡村振兴”战略，为这种希望带来了希望。作为农民的儿子，我已感到万分的欣慰，而且也效法陆放翁“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古训，利用春节家祭、清明扫坟，将这份欣慰和喜悦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更希望传给那些早逝的农民先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