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岸边有故事 知音难觅，历史亏欠司马迁一个“管鲍之交”？

弘扬中华文化·讲黄河故事系列之28

渭南市政协文史和港澳台侨委员会

渭南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黄河岸边有故事

知音难觅，历史亏欠司马迁一个“管鲍之交”？

陕西韩城  焦大康

今年阳历7月8日，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

和往年高考不同的是，今年全国一卷语文作文立意格外高明。春秋时齐国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管仲和鲍叔分别辅佐他们，管仲带兵阻击小白，用箭射中他的衣带钩，小白装死逃脱。公元前685年，齐国第16位国君齐桓公即位，也就是当初装死逃跑的小白。鲍叔和管仲为好友，在他举荐下，桓公不计前嫌重用管仲，最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登上“春秋五霸”之首霸。

有人说，齐桓公在成就霸业的同时，也成就了“管鲍之交”。 

管仲，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强齐图霸，辅佐桓公九合诸侯，礼让天下开法家先驱，被后世尊称为“管子”、“圣人之师”、“华夏第一相“等。而就是这样一个作出卓越贡献，彪炳史册的人，其命运“乾坤大挪移”般的转迁离不开鲍叔的知遇之恩。

鲍叔对管仲的知遇之恩，用管仲的话说就是：“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此时的管仲，穷困潦倒，颓丧失意。而鲍叔无论是格局还是胸襟，都称得上高境界。对于自己的好友，他不嫌贫爱富，总是舍短取长。在向齐桓公举荐时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

公元前645年，这是历史性的一年。

这一年，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使得开方、竖刁、易牙专权。不久，相国的鲍叔因此抑郁而终。

唐代诗人韩愈《马说》一文中有：“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鲍叔与管仲，又何尝不是这样，管仲常有，而鲍叔不常有。

真正的知音，是明知对方有缺点，你依然能宽宏大度去举贤他、赏识他，看到他闪光的灵魂。鲍叔与管仲，是真正意义上的“伯乐”和“千里马”！两位乱世中名震齐国、雄才大略的知己好友虽同一年退出历史舞台，但“管鲍之交”的佳话却成为后世的千古美谈。

500多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26年，一位来自黄河岸边年方20的“少年才子”司马迁出场了，他来到齐国故地，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时于历史的长河中打捞起这两位“莫逆之交”的催人事迹，并收录于后来的《史记》。

或许当年，他只是感动于“管鲍之交”的深挚友情。

许多年后，经过人生劫难的司马迁再笔录这段佳话时，心中一定感慨万千，充满钦羡吧？

“天下不多（称赞）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太史公在《史记·管晏列传》中含蓄的评价，仿佛借颂扬举贤荐能的美德，以抒发自己受腐刑之辱及得不到赏识之怨。

清代李晚芳在《读史管见》中有云：“太史遭刑，不能自赎，交游莫救，故作此二传。寄意独深，使当时有知管仲之鲍子知之，或可劝君解免。有知越石夫之晏子知之，亦可援法代赎。多鲍叔之知人，与执鞭所欣慕，皆情见乎辞矣。故落笔时，有不胜望古遥集之悲，反复抑扬，又有笔欲住而意不住之妙。

或许，李晚芳懂太史公！

纵观史公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屈辱的一生、悲壮的一生，也是坚强的一生，他身上无不散发着民族高尚气节和文人“士大夫”的浓烈色彩。

出身史学世家的司马迁，在父亲的安排下，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后继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修史、法等事。大量阅读前任史料和漫游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提供了坚实基础。就在《史记》写作进入第七个年头的时候，他因李陵案获以死刑，但西汉免死罪可拿钱赎或处宫刑，司马迁因为官清廉，积蓄不多，无钱自赎，但为了完成写作《史记》的宏愿，他忍辱含垢，自请腐刑。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一部浩瀚的民族信史需要经历过血与火的熔炼，才能在凤凰涅槃中记录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出狱后两年，司马迁做了中书令，他忍辱负重，历经十多载著作的鸿篇巨制《史记》。其最大的贡献或许是让我们明白了这个民族从哪里来，又该到哪里去......

家贫，凑不出足以赎罪的钱财；左右亲近，在强权的压制下不为一言。拳拳之心，无以言表。而“李陵事件”带来的腐刑，给司马迁身心以极大的摧残。

那么，腐刑的残酷有多大？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可以说身残处秽，是钉在耻辱柱上的惩罚。毫无疑问，他用生命诠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人生”比肉体人生更为漫长和浩淼，是中国第一个为了民族千秋信史，毅然走向祭坛的文人。

文人多悲寂，士子多磨难。倔强的身影，孤傲的表达，清澈的忠心，他灵魂的净土与这世俗的残酷，形成了极大的落差。

   生命里，那深刻的划痕，从此开始。一半为少时“耕牧河山之阳”的欢乐童年，一半为“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的郁郁折磨。

那么，司马迁是知音难觅，还是怀才不遇？

他有知音吗，是谁？

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司马迁仰天长叹，愤恨不满，垂泪涕泣。他想到了屈子投江而别的无可奈何，似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同身受。他为屈原立传，写他身居庙堂而忧心天下，写他身居荒野却顾盼庙堂，也写他“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高洁品质。

一个毅然赴死，一个忍辱而生，两个相差百年的“士子”，同样的命运是把自身的志向与抱负、忠贞与智慧投入历史的汪洋大海中，在强权专制时代得不到人格的解救。他们用殊途同归的行动和跨越时空的对话，回答了民族“忠”与”义”的精神双标，定性了一个“择生与择死”价值取向。

但其实，他们内心都是崩溃的，无助的。他们持节不屈，情感相承，心性相通。他们生不逢时，渴求朋友之间、君臣之间、贵贱之间的知遇之情。

在《史记》中，司马迁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自己同样的命运。他赞扬“管鲍之交”，视为真正的知己；他羡慕身处缧绁的越石父，是因为有晏婴的知遇。他失望张耳陈馀由刎颈之交到反目成仇，也同情冯唐“年九十馀，不能复为官。”的老来难以得志。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或许司马迁追求的是“君子拙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

满腹才情，不改其志。为民族信史，一个人孤军奋战，在无人荒野中挺起文人的脊梁，向后世发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壮阔誓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活得大义凛然，活得正气浩然，也活得铮铮铁骨！

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苏武，他出使匈奴，被扣留后拒绝威逼利诱，被流放至北海放羊，在冰天雪地、衣食俱缺的残酷环境中，苏武牧羊十九年，备受饥寒交迫。但他忠肝义胆，不畏强权，终于全节归汉。

公元前81年，苏武终于回到长安。而此时苏武的好友司马迁言辞已毕，壮心已成，不愿苟活于世，最终以死明志。至此，两个好友到死也未能谋面，更无法倾诉各自心中苦闷的“暗流涌动”。

追随黄河的脚步，我们把目光投向司马迁出生且生活过的地方——韩城。后世为纪念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太史公著书的伟大节操，在今苏山和芝川镇韩奕坡分别建有苏武庙（一说苏武墓）和司马迁祠。当地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即苏武庙山坡上的柏树都向南倾，司马迁祠的宋代司马迁泥塑像面部相传在塑好之后一夜之间略微偏北。对于这一现象，人们认为“苏柏南柯”是苏武南望司马迁，而司马迁面部向北则是北望苏武。他们仰慕的是各自高尚节操，是推心置腹的绝望救赎，是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般的殷殷默契，更是一种无声的灵魂对话。他们的名字流芳于这片土地，用生命撑起一个民族应有的精神坐标和文化尊严。

   时至今日，人们追寻那个伟岸的身影，是在找寻黄河岸边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也是在找寻那个高尚也高洁、孤寂也坚强的唯一契合的灵魂。

   当信仰与现实出现了分水岭，世俗的曲折际遇与思想的浩瀚星辰碰撞。可问先生，曾悔过单枪匹马、孤军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