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古渡大庆关

弘扬中华文化·讲黄河故事系列之五

陕西省渭南市政协文史港澳台侨委员会

陕西省渭南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黄河古渡大庆关

陕西渭南大荔 王小伟  杨真

黄河在数千年流淌迁徙中，漫漫的故道诉说曲折身世；茫茫沙土，埋藏着动人的故事。黄河古渡，见证历史沧桑，千年大庆关，诉说着发展变迁......

清王兆鳌《朝邑县后志》载：“大庆关，在县东三十里，春秋时为蒲关，战国时为临晋关，唐为蒲津关，宋改今名，关旧在河西，至明万历二十六年河溃岸西徙，关又居河东，今河西亦称新大庆关，巡检司税课局今在焉。”从志书中朝邑县县境图清晰可见新旧大庆关的位置。

         《朝邑县后志》载大庆关的位置图(大荔县档案馆馆藏）

古渡史话

    大庆关，是黄河重要的古渡口和秦晋间的重险之地。追溯其历史，秦昭襄王二十年（前287年）始作浮桥于河，这便是临晋关最早的浮桥。

《史记·正义》载：“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初作河桥，在同州东渡河，即蒲津桥也。”

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年）“春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兵蒲坂，造三道浮桥渡河。”

唐杜佑在《通典》中记载：“桥自后魏讫唐初，皆横亘百丈，连舰千艘。”

《平民县志》有段这样的描述：“唐之蒲津桥渡，密迩而京师，昼则船墙林立，夜则灯火万点，其全盛景象概可想见。今则芦荻满目，波浪惊心，败渚颓垣，荒凉一片，顾瞻黄河不胜今昔之感。”

唐玄宗《早渡蒲关诗》有“地险关逾壮”，描述了当时大庆关的盛况。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修建蒲津舟桥，与河阳桥、太阳桥并称“黄河三桥”。唐代以京都长安为中心，辐射值京畿四周的“近关”，四方驿站，以关布向。“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自华而北，其蔽曰同州，其关曰蒲津……”

宋太宗兴国六年（981年），黄河泛滥，洪水冲过堤坝溢入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大庆关漫于河中，后来又移置新的关渡于黄河西岸。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改蒲津关为大庆关。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秋，黄河大涨，冲毁蒲津桥。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黄河在大庆关以南偏西流，但大庆关修在河西。到了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大庆关以北的一段黄河改道偏西南流，直通朝邑县城，大庆关遂被隔在河东，1934年又回到河西。大庆关本属官渡，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黄河岸因水患而“连岁崩徙，船只飘没无存，关渡渐废，改为农渡。”

初设关城

《平民县志》载“大庆渡口，孟明焚舟以报晋，李闯渡河以亡明，盖秦晋交通之咽喉，关陕兵事之隧道也”，足见它是何等的重要。春秋时，大庆关所在地虽为秦晋交通之咽喉，但在黄河西岸并未设城关。”公元前631年，秦穆公派孟明视从此渡河伐晋。孟明视从此渡河后将船全部烧毁，背水一战，大败晋军，史称济河焚舟。战国初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攻克秦国河西地区，修筑临晋关于此。长久以来两岸并无桥梁，靠渡舟往来。昭襄王十五年，修建了临晋关最早的浮桥。

西汉汉王二年（前205年），刘邦东出大庆关，攻克河内,俘虏了殷王邛。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韩遂据守潼关，曹操攻打潼关，久攻不克。于是，曹操从北绕道西渡大庆关据河西为营，进击马超，迫其溃退潼关。

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萧宝寅占据关中，长孙稚等奉命讨伐，谋士杨侃说：曹操不走潼关，而渡河攻取大庆关。是因潼关是险要之地，守御已经完备，无法所施其智勇，不如从北边绕道进攻，渡河而西，攻破大庆关，深入关中腹心之地，必置叛军于死地。他建议采用此策平叛。此后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年）东魏也取此计，建造三道浮桥渡河攻击西魏。

隋末，李渊父子能顺利引兵自太原而下攻取长安，也主要是由于大庆关守将的不战而降。

       盛唐架桥

东魏高欢、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大庆关建造过浮桥，大庆关是沟通古时河北之交通要道。山西、河北乃至辽东一带物资均自此通过。《隋书》中说：“隋文帝开皇年间，诸州调运物资，河之南从潼关调运，河之北从大庆关调运，输运长安”。

到了唐玄宗开元盛世，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王朝又特别注重其山西发家之地，而旧的桥梁远不能满足需求。兵部尚书张说云：黄河上有三桥，蒲津桥是其中之一。而蒲津关是关中东北要冲之地，黄河东岸通行必经此道。旧的蒲津桥横亘百丈，桥下连接舰船千艘，船只用竹索链接。

但是竹索浮桥，不耐久，不坚固，每当春天冰雪消融，洪水塞川而下，就冲断桥索，破坏浮桥，阻断交通。这种现象每年都有。一旦出现中断，必定影响京师通行之路。对大庆关于沟通河北有着战略意义。

于是唐玄宗特颁诏书，任命兵部尚书张说总揽修建“秦晋通衢”蒲津桥。既而，天下能工巧匠皆汇聚于此。工程于开元九年（721年）开工，开元十二年告竣。唐时，黄河经此分两股，主流靠东，两流居中处有“中潬城”一座，而蒲津桥就架设于主流之上，跨度大约360米。清王兆鳌《朝邑县后志》中：“铁牛在县东蒲津，唐开元十二年铸”，说的就是这件事。

新修的蒲津桥，以耕牛为模本熔铁为地锚，黄河东西两岸各置四尊铁牛，牛座下再铸六根铁柱作为铁桩，牛旁各立一铁人，牛尾施铁索，以系浮桥。中间两座铁山，一根穿孔铁墩，当铁索束于铁轴，经铁山而绕于铁墩，横杠串入铁墩之孔，推杠而铁墩转动，就会抻拽横陈河上铁索或松或紧，以使浮桥平稳畅通。

八尊牛与铁人加上铁山、铁柱、铁链等分散的铁构件，其用铁总重量当一百三十万斤以上！用掉了当时全国产铁量的五分之四。人们称其为蒲津桥“横亘百丈，连舰千艘”，“链如游龙，势若长虹”，成为维系京畿及北方边关重镇的天堑通途。

铁牛和铁人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宋人释普宁就称颂陕西铁牛，写诗言道：“骨格纯刚蹄角全，轩然鼻孔自辽天。不贪陕府栏边草，啃遍耕翻祖父田。”今日陕西大荔县范家镇，民国时期叫乌牛乡，乡属中有南乌牛村、北乌牛村，这些地名的来历，都是对铁牛的永恒纪念。

蒲津桥修建后，大庆关变得繁华起来。它虽然不大，但由于是秦晋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所以城里也很繁荣。街道两旁，商号林立，茶坊酒肆，秦楼楚馆，旅舍客栈，所俱齐备。虽然没有通都大邑那种纸醉金迷般弦歌曼舞的奢华，却不乏繁盛商城人物辐辏、熙熙攘攘的景象。《平民县志》有段这样的描述：“唐之蒲津桥渡，密迩而京师，昼则船樯林立，夜则灯火万点，其全盛景象概可想见。”

民国十七年黄河大庆渡(大荔县档案馆馆藏） 

怀丙捞牛

北宋治平三年（1066），黄河水泛滥成灾，洪水冲击浮桥并，桥体冲断，大庆关漫于河中，后来又移置新的关渡于黄河西岸。大庆关四只铁牛被冲到下游的泥沙中。真定和尚怀丙应募打捞铁牛，他在两艘大船上装满泥沙，然后将船开到铁牛沉没的地方，让熟悉水性的人带了很结实的绳子，潜入水底，将绳子绑到铁牛上，绳子另一端栓在船上，怀丙和尚指挥众人把船上的泥沙铲入河中，河底的铁牛依靠大船和自身的浮力，逐渐离开河底悬在水中。人们奋力划船回到浮桥处，将铁牛拖回原处，使两岸的浮桥重新连接起来。

怀丙打捞出三尊铁牛，周围人说打捞铁牛太简单了。怀丙生气地离开。人们按照怀丙的方法打捞剩下的一尊铁牛，但无论如何都打捞不上来，任由它沉入河底。但依靠剩下三尊铁牛，人们还是恢复了蒲津桥。

        蒲桥被焚

蒲津桥,唐朝人视为永不沉没的大河桥。其后经历了500年的风雨沧桑，最终还是消逝在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金代末年，蒙元与金朝在黄河岸边，发生历时八年战役，史称“蒙金拉锯战”。也就是在此期间，河东蒲州城及河西大庆关遭受重创，鹳雀楼遭焚，蒲津桥被烧。

元明之际，人们毫无节制地垦荒，导致生态环境极度恶化。那条被中华民族视为母亲河的黄河，由于上游大量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于是再一次桀骜不驯起来。尤其黄河中游小北干流沿河一带历经了长达二百余年的水患侵扰，河床很不稳固。

明初，大将军徐达曾重造河桥攻打大庆关，再取陕西，但不久浮桥即被冲毁。明代先后四次重修蒲津桥，但每次重修不久，就被冲毁。想再次在蒲津关造桥就成为了梦想。秦晋间只有靠舟楫互通往来。

至于蒲津桥剩下的铁牛，朝邑历代县志均没有铁牛图，但文字记载铁牛地锚已在明代中期就沙淤，渐次俱埋泥沙中，不见踪迹。而河东岸的蒲州，据清代乾隆版《蒲州府志》，绘有一幅“城西铁牛图”。按图所示，此时黄河像是西移已久的模样，而泥沙已淤至铁牛策牧者膝盖部位。西边不远处书有“大庆关”字迹的牌楼巍然屹立，其后不知何时东岸铁牛也都沉入泥沙之中。

1989年秋山西永济县蒲津桥东岸四尊铁牛清理出土，东岸遗物历1250余年，原貌依旧，与志书记载无异。因为老大庆关已位于山西境内，山西打算发掘西岸大庆关四尊铁牛。但是，由于千年铁牛沉埋泥沙日久，重见天日后即会出现风化现象。鉴于铁质文物保护仍是世界难题，国家文物局立即批示停止对大庆关四尊铁牛的勘探发掘，并做好已出土铁牛及附属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

名关湮灭

黄河自北向南，流经晋陕峡谷，由禹门口奔出，河床成了一片宽阔的河滩。由于枯汛交替，水流缓急不定，加上泥沙淤积，导致河床变化，使得河流主干周期性东西移摆。这一自然现象，当地流传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民谚。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黄河在大庆关以南偏西流，但大庆关修在河西。明隆庆四年（1570年），黄河大涨后，竟然西移到紧靠朝邑县城东，原来在河西岸的朝邑大庆关被隔绝在河东岸。大庆关关城就失去本身意义，于是重新在西岸修筑城关，另立新大庆关，恢复了河运往来。

新大庆关属官渡，也是当时重要渡口，闯王李自成曾于此渡河以亡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黄河岸因水患而“连岁崩徙，船只飘没无存，大庆关渡渐废，改为农渡。此后大庆关被称旧大庆关，因地缘关系，仍属陕西省管辖。

“隆庆改道”之后黄河西岸又逐渐形成一处集镇，称“新大庆关”。至清康熙时，新、旧大庆关已并称朝邑县东二镇。而原本设在旧大庆关的巡检司和税课局亦被移于新大庆关，后者同时又是朝邑县以东一处重要的黄河渡口，为当时东西往来于秦晋之间的通关要津所在。

晋陕两省虽长期以来以黄河为天然界河，但是黄河不停摆动，引发滩地之争，边界纠纷不断。陕西的飞地“旧大庆关”就成首当其冲之地，边界的实质是土地利益之争。两边的争纠，一般通过民间协商或诉讼方式加以解决，但也时常发生群体性械斗，乃至造成命案。

康熙年间，大庆关、蒲州鸳鸯诸村（鸳鸯村，今属永济市栲栳镇）“屡以河滩争，动千百人，势若公战”， 历时十余年。不得已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一月初，清廷令同州知州移驻大庆关(原蒲津关)，拨潼关千总一员驻王家庄，调解争地纠纷，防御斗殴发生。于是陕西州府“飞”到山西境内，然而这一“飞”，就飞了20多年。

民国十七年末、十八年初之际，冯玉祥督陕，陕西省政府呈文南京国民政府，因黄河滩地众多，请求在朝邑县以东黄河滩地一带设立平民县，并以黄河东岸的旧大庆关为县城。很快，国民政府内政部正式批准设立平民县的建议。此间过程似乎并未有太多的曲折，一切都进展得比较“顺利”。

但是随后，山西省政府多次急电告中央政府，请求暂缓设立平民县，说陕西在山西设县派军，严重“有碍晋政”。然而，山西的强烈反对，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陕西的进度。河西新淤之地全部归属于陕西，成为平民县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民县设立后荒地开垦成熟，民众众多。当时的平民人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经历了数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将平民县建设成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民国初年以后，随着铁路、公路交通的进步，大庆关更失去应有地位，逐渐没了人气。《平民县志》描述新大庆关的荒寂，“芦荻满目，波浪惊心，败渚颓垣，荒凉一片，顾瞻黄河不胜今昔之感。”

1933年，老大庆关因洪水陷入黄河河中，被彻底废弃。建国后，重新改建新大庆关渡口，先属平民县政府管辖。1950年平民县并入朝邑县后，改为民用渡口。后来随着黄河西移溃岸，渡口淹漫于河中，桥渡功能遂废。1958年为了三门峡水库修建，新大庆关附属所有建筑物也一并拆除，大庆关终成历史绝唱。

今天大荔县赵渡镇有大庆关村、大庆关风景区，恢复了大庆关古渡原貌，打造四座铁牛雕塑，成为沿黄公路上富于历史文化底蕴的风景线。

大庆关(大荔县档案馆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