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黄河故事系列之31---毕沅•陕西•黄河文化

    马萌

弘扬中华文化·讲黄河故事系列之31

渭南市政协文史和港澳台侨委员会

渭南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乾隆年间某秋天的一个上午，时任陕西巡抚的江苏人毕沅接到手下报告，说有人在长安城集市上兜售青铜器，似乎是古物。

手下人之所以给毕沅这个信息，并不是因为工作需要，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毕大人喜欢金石文物，且有一定的研究。

当天夜里，在下属的带领下，毕沅以古董商的身份在一家车马店里找到了白天在集市上兜售青铜器的任姓农民。

任姓农民带来的青铜器大大小小有几十件，仔细端详一番后，青铜器的成色让见多识广的毕沅大吃一惊，因为这些青铜器无论是个头还是纹饰造型，都非常罕见，更要命的是，许多青铜器上还刻有铭文。

攀谈中，当得知这些青铜器是任姓农民从自己扶风县任家村的地里挖出来时，毕沅就知道了这些东西绝对是宝贝。

随后，在毕沅的巧妙周旋下，这批青铜器的大部分被转运到了紫禁城，献给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对这批青铜器也非常喜欢，亲自给任姓农民题字“皇恩浩荡”，并要求对任家世代免交苛捐杂税。

毕沅随后也给任姓农民写了一块匾：百万之富，意思是说这些青铜器价值在百万之上。

记录了以上文字的扶风籍青年作家张永涛说，据任家的后人介绍，乾隆皇帝和陕西巡抚毕沅的两块牌匾一直被任家人珍藏，一直到“文革”期间才被毁。

在陕西乡间市井，像这样关于江苏人毕沅在陕西为官时保护文物的故事有很多。

作为江苏太仓三状元之一的督抚学者毕沅，是司马迁的虔诚追随者，终生奉其为神灵。他早陕西韩城籍状元王杰一年，于乾隆二十五年（1761年）夺魁，他是位传奇式的历史人物，其一生钟情古迹并专于著述，且造诣非浅，对陕西文物古迹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苏陕文化交流第一人”。

毕沅和陕西的渊源

毕沅,清代太仓州镇洋（今属太仓）人，曾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河南、山东巡抚，陕甘总督、湖广总督等职，他不仅是为政一方的行政军事长官，而且还是历史文化名家，其墨宝遍及陕西、河南、山东、荆楚等地，对这些地方尤其是陕西的文物保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31岁时毕沅就中了状元。后来，被乾隆认为“才可大用”，42岁时就成了正三品的陕西按察使，同年十月，又补授从二品的陕西布政使。两年后，44岁时，补授从二品的陕西巡抚。他的职衔全称是：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加一品服，表明了他的职权广泛，皇上对他的宠遇。毕沅在陕西陵墓立碑中多署此职务，“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陕西巡抚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毕沅等后世之史家，对其心领神会，铸为心中的模范丰碑，奉为其治学之最高境界。司马迁的人格风格，特立独行坚韧高洁，起伏曲折而独领风骚。他体察生死而有不同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相信生的价值要到死后才能确定：“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伟大的司马迁将生命注入历史，在著书立言中求得永生，历史是他的宗教，他是历史的祭司，与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齐名，被后世誉为中华史圣、历史之父的史学太祖司马迁，是毕沅等后世文史学者的精神教父，是一切炎黄子孙的精神教父。

毕沅题汉太史司马迁墓和祠碑

单就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的数量上来说，为历代之最，达110座之多，立碑之墓的时代自上古至元代。在立碑的110座陵墓中，汉墓36座，唐墓34座，周墓19座，恰好对应在陕西建都时间最长的几个王朝。其从政之暇，辛勤耕耘，“虽官至极品，铅椠未曾去手”，终成学问大家，以“高山仰止”为喻，也不以为过。其学问，经史、文字、金石、地理、历史无所不通。他搜求善本古籍，校勘辑佚，编撰了很多对后世有价值的著作，如《关中胜迹图志》《西安府志》《湖广通志》《史籍考》等。他治学严谨，极为注重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地理志新补正》《山海经新校注》等，都是重要著述。在金石学方面，他的《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记》《三楚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著述，至今还是高等院校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教科书。

毕沅对陕西的贡献

在陕期间，毕沅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到任之初，陕西遭遇春季大旱和夏季黄河、渭河、洛河泛滥，他实事求是报告朝廷，开仓放粮，使老百姓渡过难关，三秦父老乡亲称之为“毕青天”；二是在关中地区的兴平、周至、扶风、武功等地开垦荒地八十多顷，搞好水利建设，使“关中八水”发挥最大效益。据《清史稿•毕沅传》记述，“河、洛、渭并涨，朝邑被水。治赈，全活甚众。幕民垦兴平、周至、扶风、武功荒地，得田八十馀顷。浚泾阳龙洞渠，溉民田。”

经济一经好转，毕沅立即着手文化建设，提出陕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举措，奉祀西周文、武、成、康四王，整修华山西岳庙、韩城司马迁墓和祠、杜甫祠、苏轼祠，重建西安灞桥，修葺西安城墙。主政陕西期间的毕沅高瞻远瞩，他提出了西安城墙维修动议，乾隆四十四年(1779)，毕沅会同陕甘总督勒尔谨对西安城墙状况进行了一次比较详细的勘查。四十五年(1780)三月，毕沅前往苏州觐见乾隆皇帝，进一步陈奏了西安城墙亟待维修的情况，并获得了乾隆皇帝的允准。但由于四十六年春季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起义”而搁浅。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毕沅首次明确以《奏修西安城墙事》为题具奏乾隆皇帝，详细禀明了西安城墙亟待维修的状况，正式请求修葺西安城墙，由此开启了大修工程的序幕。从乾隆四十六年底开始，陕西官府开展了一系列查勘估算、拣选督工官员、成立城工总局、工匠招募、储备粮食、工料采买等筹备活动，这一过程一直持续至乾隆四十九年初。

参与督工修葺西安城墙“八知县”之一的江苏籍同乡庄炘，字景炎，阳湖（今江苏武进）人，毕沅出任陕西巡抚的时候，认为自己的这个同乡是个难得的人才，就留在陕西，曾任周至县事、旬邑知县、咸宁知县，后任兴安知府。

作为协调城工各类事项的专门机构——城工总局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城墙维修的效率。从后来的工程实践可以看出，督工官员的任用和城工总局的成立有效地保证了工程质量，经费使用也未出现挪用和贪污的情况，此次西安城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清代省会城市大规模维修的一个典范工程。毕沅储备工粮，不仅稳定了关中地区的粮价，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民用、仓储实属两有裨益”，确保了不因可能发生的粮价上涨、粮食紧缺等问题而延缓工程进度。另外，以较低粮价大量收贮工粮，实际上也节省了工费。

在此期间，他又花费巨资，收集散落民间的汉唐碑碣，汇集于西安圣庙，这就是今天的“西安碑林”。治理陕、甘两省，他政绩斐然。以致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赞曰“毕沅在陕西境内，闻甘肃有事即能悉心调度，事事妥协，实属可嘉。”

在渭北民间有毕沅夜宿司马庙为史圣司马迁题碑的民间故事。毕沅在西岳庙听华山老道讲述了关于太史公司马迁有临、观二子的说法，他叹息，苍天总算有眼，太史公有后了，看来人们所说的太史公只有一女司马英的说法不够确切。他在与王杰邂逅相遇之后就产生了再次赴韩城考证太史公祠墓及后裔的念头。在韩城，人们习惯上将太史公祠墓称之为司马庙。在司马庙，毕沅碰见了一个姓贾的守陵人。这位守陵人说，他在庙上已经近四十年了，对这里的古往今来是略知一二。毕沅知道，这贾姓老者显然是谦虚了。在老者的带领下，毕沅参观了庙上的历代碑石。其中曾在同州任职的唐代书法家、政治家褚遂良的一块碑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故汉太史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后来被称为“司马迁祠梦碑”。其实，在封建时代，男人特别是有政治地位、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男人有个妻呀妾呀的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足为奇。原碑文为：

“永徽二年九月，余判同州道，夜静坐于西厅，若有若无，犹梦犹醒，见一女子高髻盛妆，泣谓余曰：妾太史司马迁之侍妾也，赵之平原人，姓随名清娱，年十七事迁，同游名山大川，携妾于此，会迁有事去京，妾缟居于同，后迁故妾亦优伤寻故，瘗于长乐寺之西。天帝悯妾未尽天年，遂司此土，代异时移，谁为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将主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铭墓，以垂不朽。余感寤铭之曰：嗟尔淑女，不世之姿，事彼君子，弗终厥志，百千亿年，血食于斯。”

毕沅后来不但为司马迁墓和祠题写墓碑，而且在其所编著的《关中胜迹图志》一书的第十三卷“同州府古迹”中，详细记述关于司马迁祠、墓共有三处：一曰“司马迁祠”。“一在（同州）府城中，一在府城东。明统一志：‘唐时建。’”二曰“太史公祠”。 三曰“司马迁墓”。在韩城县南二十里，水经注：“司马子长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柏。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是其坟虚所在矣。”在韩城县南二十里。

毕沅的人才观

毕沅人才思想的核心是唯才是举。他性情儒雅和易，爱才若渴，身边常名士云集。

在西安有“书院门”，就是因遐迩闻名的关中书院而得名。从西安钟楼南行，将至南门往东拐，便是书院门古文化街，街口有一座突兀而起、古韵十足的高大牌楼，牌楼上方是“书院门”三个金灿灿的颜体大字，两旁是“碑林藏国宝，书院育人杰”的醒目对联，街道两旁是青一色仿古建筑，街道为青石铺砌。“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四大著名书院之一，西北四大书院之冠，位于现陕西省西安市。乾隆四十年（1775），毕沅在关中扶持书院，以培育人才。

洪亮吉是陕西方志界耳熟能详的名字。亮吉在高中探花之前，一直在毕沅的幕府工作，属于幕僚，简单地说，就是出谋划策的，和后来的师爷、参谋大概差不多。毕沅在陕西任职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期间，他追随毕沅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1781年，清乾隆四十六年，他第一次来到西安，进入当时陕西巡抚毕沅的幕府。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先后编纂了《延安府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澄城县志》均被称为清代陕西名志。

毕沅爱才，广交文友，诗人黄仲则是毕沅的看好的人才。黄仲则也是江南才子，江苏阳湖人，与洪亮吉同乡，北宋诗人黄庭坚的后裔。史料记载，黄仲则四岁而孤，家境清贫，少年时在诗词创作方面就有很大的名气。在毕沅在陕西履职后，邀请黄仲则赴陕在他的幕府工作。黄当时为债家所迫，乃北走太行，抱病赴西安，至山西解州运城，病逝于河东盐运使沈业富官署中，年仅三十五岁，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公元1776年7月(清乾隆四十一年)，时任陕西巡抚的今江苏太仓人毕沅，题写“周老子墓”，周至与太仓在时空中邂逅牵手，结下渊源。公元2020年9月，按照苏陕扶贫协作的要求，周至金石拓片走进美丽富饶的太仓，进行文化交流，续写两地情谊。

毕沅对国家统一大业的历史贡献

毕沅在《关中胜迹图志》第二十九卷“鄜州古迹”中对黄帝陵的确切位置作了辨析：桥山在关中者，旧志有三：一在庆阳之正宁，一在延安之安定，其一（即）在中部（今陕西省黄陵县）。三县皆汉上郡地。《汉书•地理志》：“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水经注》：“走马水出长城北阳周故

城南桥山，上有黄帝冢。”考：正宁在后魏（后魏，386年～534年，是南北朝时代北方的第一个王朝。又称北魏，拓跋魏，元魏。）时尝侨置阳周县，后人误为即汉之阳周，因以为轩辕陵。雍胜略辨之颇详，而犹以魏之阳周古城为汉之阳周古城，则尚未为精审。今按：汉阳周古城在安定县（今陕西省子长县）北，其地与中部（黄陵）实为连属，正与班志所述为合，后人因安定为阳周之沿革，故又别于安定，不知历代祀典相沿，总在中部，尤为有据也。至如记载所志，如畿辅（清代直隶省的别称）之平谷（地处今北京、天津、河北三个省市交界处）、山东之曲阜、河南之阌（音wen）乡，皆有其陵。文选注：“黄帝葬西海桥山”，语更荒渺，无从考信也已。

毕沅的桥陵勒石树碑，对后来的国民政府对中部县与桥陵的更名，国共两党祭祀桥山黄帝陵，共和国建国后的累次国祭，以及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昌盛的影响是极大的。

作者简介：马萌，男，出生于1968年12月，汉族，陕西蒲城人，现供职于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工会，高级会计师职称。系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理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副会长。政协陕西省渭南市委员会特邀文史委员、韩城市委员会第十三届政协委员、民革韩城市委会委员、金城支部主委。